《谈艺录》 : 钱钟书著。初版于1948年,成书则在前此六年。其时正值抗战后期,兵荒马乱,作者“兵罅偷生”,发愤著书,即《序》中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这是一部以札记形式写成的文学批评专著,初版计有212则(包括“附说”26则)。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作者对原书稍加润饰,作为上篇;又将近年增补的材料作为下篇,合为一书,仍名《谈艺录》。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广征博引,对中西诗论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摆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如钱钟书主张,艺术之美既非纯粹的模写自然,亦非绝对的润饰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是“笔补造化”的产物。他认为,艺术的极致,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亦即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谈艺录》集中对中国古代诗文论作了批评,如认为诗分唐宋是以风格分而非以时代分,道人之所未道。又如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评论,充分肯定了《沧浪诗话》的价值,认为严羽拈出“妙悟”、“神韵”,以禅喻诗,是“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同时又指出了严羽诗论的不足,在于离“体”谈“神”,离“音”谈“韵”,所以流为玄虚。诗与禅通,然不可等同。禅宗讲得意忘言,诗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这些论述,多能一语破的,切中要害。《谈艺录》在中西诗学的比较方面可说是着力最多的,不仅大量介绍了一些晚近西方较有影响的理论家、理论观点,如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施克洛夫斯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等,并将他们的观点运用于对中国文学、文学理论的分析,洞幽烛微,互相发明。新版的增补部分,更补入了一些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对从前的旧说作了丰富补充。因此,一般认为《谈艺录》是我国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它集中反映了钱钟书早期的美学和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