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 :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至曾祖父迁居下邽(陕西渭南县东北)。祖父与父亲游宦各地,但只做到县令郡佐。
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属河南)。15岁时,在苏、杭2郡,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一诗,是今存白氏文集中最早创作的诗篇。十七八岁时写出《赋得古草原送别》诗,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是后世传诵不绝的名句。白居易入仕前流离转徙,生活艰难,接近人民,这于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29岁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再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校书郎任满,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授盩厔尉。在盩厔写出杰作《长恨歌》,又写出《观刈麦》这样深切同情农民的作品。
自元和二年起,白居易充翰林学士,至元和六年因丁母忧罢官。在这几年里,他屡陈时政,努力于反对腐朽势力,在政治上很活跃,在诗歌创作上也进入黄金时代。《新乐府》始作于元和四年,《秦中吟》中有些诗篇也是在这时期写出的,这些都是白诗中的精华。白居易《与元九书》自述他自登朝以来,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这一文学主张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元和九年,白居易回到朝廷,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宰相以白居易不应在台谏官之先上疏言武元衡被刺事,同时忌之者又诬白居易其母亲因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入仕以后,多写“讽谕诗”,如《寄唐生》诗云:“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又如《伤唐衢二首》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元和十年白居易到江州不久即作《与元九书》,这是有意识地在把他自己在此以前的诗歌创作作出总结,并且说明在经受政治上的打击之后,他将改变既定的方向与道路。自此,讽谕诗的创作就罕见了。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写出名篇《琵琶行》;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量移为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召回朝廷,除尚书司门员外郎,后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次年除杭州刺史,至长庆四年任期满,至洛阳。当时白居易为了避免卷入牛李党争,到了洛阳就要求不去长安,于是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住在洛阳。唐敬宗宝历元年(825),除苏州刺史;次年获准休官。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被征为秘书监,至长安;次年转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病逝。
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使其诗文绝大部分都得以保存下来。今存白居易诗2800多首,文800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71卷本《白氏长庆集》,是今存最早的白集刻本。
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唐朝自代宗至宣宗9个朝代。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再现贞观之治,但他只在元和初年,才有可能为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作出一些努力。也是在元和年间,他留下了一生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而在元和之后的漫长时期里,他在政治上都力求避祸。为避祸起初是求做地方官,后来是求做闲散官,无意仕进,远离政治斗争,在思想上是趋于消极的。
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当时他把自己以前所写的诗歌分成4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关于第一类“讽谕诗”,他解释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讽谕诗中《新乐府》50首,是一部关于唐代的诗史。它有不少诗篇,如《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红线毯》、《杏为梁》、《牡丹芳》等等,充分反映出唐德宗至唐宪宗这一时期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生活实际,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两极,呼喊出人民群众埋藏在心底里的声音。此外,它还有诗篇涉及唐代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来说,简直是一部唐代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病都揭露于诗歌,周详明直,确能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秦中吟》是《新乐府》之外的又一组重要的讽谕诗,在倾向上与《新乐府》完全一致,但它只有10首诗,内容不象《新乐府》那样丰富。
关于第二类“闲适诗”,白居易解释说:“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这类作品,显然是与讽谕诗大异其趣的。
白居易自己所重视的是讽谕诗与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关于“感伤诗”,他解释说:“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然而其中却有如《长恨歌》这样不朽的诗篇。
以上三类者是古体诗,其他近体诗作品,包括“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则统称之为“杂律诗”。关于杂律诗的内容,他说:“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懽。”他甚至以为这些都是可以删去的。当然,其中也有 一些可读的作品。
在作《与元九书》之后,白居易还写了不少诗歌,在数量上约占他全部诗篇的百分之七十。但由于几乎不再写作讽谕诗,所以他自己以后编集时,也不再把诗作这样分类,而是只分“格诗”(古体诗)与“律诗”(近体诗)。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诗,其中还包括《琵琶行》这首杰作。《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诗中艺术最高、传诵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首诗。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象这样能够长久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诗篇,为数是不多的。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的确,白居易诗歌艺术的基本特点就是在于他能够把人人所能感受到却不见得能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景以通俗的但又是真正的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一点土,他甚至超出元稹许多。在白居易以前,这种风格的诗也有过,但明确地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上追求这种艺术风格,在大量的诗篇中实践这种主张,从而取得杰出的成就,白居易却是第一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白居易作诗力求通俗,是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不过,有时由于过分强调“辞质而径”、“言直而切”、“卒章显其志”等,白诗中有的作品也较为枯燥乏味。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他的诗在他生前甚至已远传国外,在新罗、日本诸国极负盛名。白居易在诗歌史上影响广大深远,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个诗人。
白居易也是当时的词人之一。他的词作如《花非花》、《忆江南》,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的古文与他的诗一样,大都平易流畅。这在当时韩、柳古文之外独树一帜。
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属河南)。15岁时,在苏、杭2郡,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一诗,是今存白氏文集中最早创作的诗篇。十七八岁时写出《赋得古草原送别》诗,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是后世传诵不绝的名句。白居易入仕前流离转徙,生活艰难,接近人民,这于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29岁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再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校书郎任满,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授盩厔尉。在盩厔写出杰作《长恨歌》,又写出《观刈麦》这样深切同情农民的作品。
自元和二年起,白居易充翰林学士,至元和六年因丁母忧罢官。在这几年里,他屡陈时政,努力于反对腐朽势力,在政治上很活跃,在诗歌创作上也进入黄金时代。《新乐府》始作于元和四年,《秦中吟》中有些诗篇也是在这时期写出的,这些都是白诗中的精华。白居易《与元九书》自述他自登朝以来,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这一文学主张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元和九年,白居易回到朝廷,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宰相以白居易不应在台谏官之先上疏言武元衡被刺事,同时忌之者又诬白居易其母亲因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入仕以后,多写“讽谕诗”,如《寄唐生》诗云:“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又如《伤唐衢二首》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元和十年白居易到江州不久即作《与元九书》,这是有意识地在把他自己在此以前的诗歌创作作出总结,并且说明在经受政治上的打击之后,他将改变既定的方向与道路。自此,讽谕诗的创作就罕见了。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写出名篇《琵琶行》;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量移为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召回朝廷,除尚书司门员外郎,后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次年除杭州刺史,至长庆四年任期满,至洛阳。当时白居易为了避免卷入牛李党争,到了洛阳就要求不去长安,于是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住在洛阳。唐敬宗宝历元年(825),除苏州刺史;次年获准休官。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被征为秘书监,至长安;次年转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病逝。
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使其诗文绝大部分都得以保存下来。今存白居易诗2800多首,文800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71卷本《白氏长庆集》,是今存最早的白集刻本。
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唐朝自代宗至宣宗9个朝代。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再现贞观之治,但他只在元和初年,才有可能为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作出一些努力。也是在元和年间,他留下了一生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而在元和之后的漫长时期里,他在政治上都力求避祸。为避祸起初是求做地方官,后来是求做闲散官,无意仕进,远离政治斗争,在思想上是趋于消极的。
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当时他把自己以前所写的诗歌分成4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关于第一类“讽谕诗”,他解释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讽谕诗中《新乐府》50首,是一部关于唐代的诗史。它有不少诗篇,如《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红线毯》、《杏为梁》、《牡丹芳》等等,充分反映出唐德宗至唐宪宗这一时期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生活实际,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两极,呼喊出人民群众埋藏在心底里的声音。此外,它还有诗篇涉及唐代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来说,简直是一部唐代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病都揭露于诗歌,周详明直,确能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秦中吟》是《新乐府》之外的又一组重要的讽谕诗,在倾向上与《新乐府》完全一致,但它只有10首诗,内容不象《新乐府》那样丰富。
关于第二类“闲适诗”,白居易解释说:“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这类作品,显然是与讽谕诗大异其趣的。
白居易自己所重视的是讽谕诗与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关于“感伤诗”,他解释说:“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然而其中却有如《长恨歌》这样不朽的诗篇。
以上三类者是古体诗,其他近体诗作品,包括“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则统称之为“杂律诗”。关于杂律诗的内容,他说:“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懽。”他甚至以为这些都是可以删去的。当然,其中也有 一些可读的作品。
在作《与元九书》之后,白居易还写了不少诗歌,在数量上约占他全部诗篇的百分之七十。但由于几乎不再写作讽谕诗,所以他自己以后编集时,也不再把诗作这样分类,而是只分“格诗”(古体诗)与“律诗”(近体诗)。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诗,其中还包括《琵琶行》这首杰作。《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诗中艺术最高、传诵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首诗。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象这样能够长久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诗篇,为数是不多的。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的确,白居易诗歌艺术的基本特点就是在于他能够把人人所能感受到却不见得能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景以通俗的但又是真正的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一点土,他甚至超出元稹许多。在白居易以前,这种风格的诗也有过,但明确地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上追求这种艺术风格,在大量的诗篇中实践这种主张,从而取得杰出的成就,白居易却是第一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白居易作诗力求通俗,是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不过,有时由于过分强调“辞质而径”、“言直而切”、“卒章显其志”等,白诗中有的作品也较为枯燥乏味。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他的诗在他生前甚至已远传国外,在新罗、日本诸国极负盛名。白居易在诗歌史上影响广大深远,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个诗人。
白居易也是当时的词人之一。他的词作如《花非花》、《忆江南》,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的古文与他的诗一样,大都平易流畅。这在当时韩、柳古文之外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