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 : 现代文学论争。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场最重要的论争。由于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并受到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错误地把矛头指向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特别是将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们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亡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认为鲁迅是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nixote的乱舞》),甚至是“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鲁迅为此先后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阐述他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对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错误进行分析批评。针对他们声称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而忽略艺术的观点,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强调应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文艺与革命》)。针对宣传世界观改造的“突变论”,鲁迅指出其“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实际,进而提出“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应当“敢于直言”(《“醉眼”中的朦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针对他们过于夸大文艺的作用的言论,鲁迅尖锐地批评他们是“踏了‘文艺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垒里去了”(《壁下译丛·小引》)。在这场论争中,鲁迅对革命文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纠正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若干偏颇之处。鲁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逐渐改变对创造社等作家们的看法。